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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文革烟标的高潮时期（1966年-1969年）
1966年的“五一六通知”的发出，标志文革的开始。当时，全国宣传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拜很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时期。“三忠于”、“四无限”，早请示，晚汇报，天天读，唱语录歌，做语录操，跳忠字舞等等。全国到处是毛主席的语录、题词、雕像。
毛主席对这种宣传是不赞成的。当时他曾写过《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》说：“我历来不相信，我那几本小书，有那样大的神通。现在经他一吹，全党全国吹起来了，真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”。但是他又说，“我猜他们的本意，为了打鬼，借助钟馗。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。”后来毛主席在1970年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，进一步解释了当时的情况：“其实我是非常讨厌个人崇拜的，但‘文化大革命’期间也有必要采取这种讨人嫌的做法。那个时候的党权、宣传工作的权、各个省的党权、各个地方的权，比如北京市委的权，我也管不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，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。”
于是对毛主席的宣传又达到了新的高潮。青岛卷烟厂不可能“独善其身”，和全国其它烟厂一样，也设计和生产出一批歌颂毛主席的烟标。本是香烟包装物和广告的烟标成了突出政治、兴无灭资的阵地和平台。
以上就青岛卷烟厂在文革标高潮时期设计和生产的烟标。烟标上有毛主席的题词、诗词、语录，有毛主席工作和战斗过的革命圣地，有毛主席的亲笔题词。画面紧密配合内容，政治色彩很浓。
二、文革烟标的降温时期（1969--1971）
1969年4月，党的九大召开。当时走资派已被打倒，权力已被夺取，“打鬼”的任务已完成，下一步要搞好“斗、批、改”。按照毛主席当时的设想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该结束了，对自己的宣传也该降温了。为此，他采取了很多措施。1969年6月12日，毛主席亲自批示下发了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》，提出不追求形式、讲求实效、严格控制毛主席雕像、不再制作毛主席像章、不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、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不印毛主席像和语录、不搞忠字化运动、不搞早请示晚汇报。毛主席多次批判“天才论”。毛主席到全国各地视察，提出不要搞个人崇拜。1970年12月28日，他对斯诺说：崇拜搞得有些过分了，一些人在那里搞形式主义。搞所谓的‘四个伟大’，什么‘伟大的导师、伟大的领袖、伟大的统帅、伟大的舵手’。这是讨人嫌的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，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，这就是教员。我本来就是当教员出身的，在我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，我就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。现在还是当教员。其他的称号都是要一概去掉的”。他特别指出，“个人崇拜现在没必要了，要降温了”。正是在毛主席的坚持和努力下，全国范围内的个人崇拜这时有了很大降温。这在青岛卷烟厂文革烟标的变化中也得到了印证。
以上烟标产生在文革标降温时期。从中可以看出有的去掉了诗词（如长征、），有的去掉了题词（如红光和前进），有的去掉名字（如葵花），有的去掉革命圣地（如宏图）。但是烟标牌号有的还是用了毛主席的手迹。
三、文革烟标的消亡时期（1972年—1976年）
1971年 “9.13”事件的发生，客观上宣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理论和实践的失败。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，人们清楚地看到，鼓吹个人崇拜最有力的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；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竟然出国叛逃。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对“文化大革命”进行严肃的思考:“文化大革命”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?“文化大革命”究竟是不是必要的?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?“九一三”事件还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，对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”产生了怀疑。
据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回顾，1975年国庆节那天，毛主席躺在病榻之上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‘十一’了吧？”工作人员连忙安慰说：“怎么会呢？主席，您可别这么想。”毛泽东却认真地说：“怎么不会呢？哪有不死的人呢？死神面前，一律平等，毛泽东岂能例外？‘万寿无疆’，天大的唯心主义。”这大概是毛泽东晚年对个人崇拜的最后否定和彻底批判。
以上烟标产生在文革标的消亡时期。这些烟标不仅没有了毛主席的诗词和名字，连毛主席的手迹也换了。文革烟标上的文革痕迹基本消失了。
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起，党内又恢复了毛主席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反对和预防个人崇拜的原则。党的十八大后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民主、反对个人崇拜的规定。 中国今天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，中国站起来，富起来，强起来，这既是纠正了毛主席晚年的失误，也是对毛主席开创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。
